師恩難報
東初老和尚對弟子的教育，是以多做事來鍊心，視一切因緣都是增上助緣，從磨練中學習當好自己的家，自然也能當好眾生的家。「這一點成就，可說全是東老人的功德。」聖嚴法師如是感恩。
■ 聖嚴法師
自從隨他老人家出家之後，我的記憶所及，僅有兩次，對我表示由衷的欣慰。一次是民國六十四年，另一次是民國六十五年。
在臺灣 介紹徒弟「聖嚴」
民國六十四年，我有三椿喜事：（1）完成了博士學位，（2）受政府邀請，公費回國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議，（3）日文本之博士論文在東京出版。那年夏天回國，他老人家逢人便介紹我說：「這是我的徒弟聖嚴，從日本得到博士學位回來了。」
以往他老人家絕不在客人面前介紹我。倒是每次回去，他便約來臺北的同鄉諸山，吃一餐飯，然後一直當著大眾，罵我嫌他的文化館太小太窮，沒把他的文化館當作自己的地方，他好苦命，一直要替我把文化館看守到死，他若不交給我，是他不慈，我若不接受他，是我不孝。反來覆去，直到使客人聽得不耐煩而大家起身告辭為止。
每次他老人家給我的最後評語是：「聖嚴沒有什麼不好，肯用功，能吃苦，能自持，不貪財，就是喜歡寫文章，有點好名。」
每當我向他告假又要離去之時，總會向我要一句話：「你究竟要不要文化館？你不要，我就送給別人了。」我總是回說：「師父慈悲，請你老人家不要這樣說。我繼承你老人家的法，而文化館是小事，你老覺得如何處理好，就作如何處理好了。」有一次他老人家說得更天真了：「聖嚴，你如一定要走，至少要給我文化館介紹一個和你一樣的人來。」可惜，這世界上，叫聖嚴之名的，據我所知尚有三位，和我一模一樣的人，連我的母親也生不出來的呀！
民國六十四年夏天回國，他老人家滿以為，這下子總該把我留下了吧，結果我向他表明，我已接受了美國佛教會的邀請，再去美國學幾年英語，以備向國際弘法之用。這個決定，使他很傷心：「我已快要七十歲了，原先祇到東洋，現在竟要走得離我更遠而到西洋去了！」
赴美 升格當師公
可是，我至美國數月，即以舉行美國建國二百週年紀念法會，由美國佛教會發邀請書，把東老人請來作客一個多月，那是民國六十五年的九月。由於東老人的簽證時限拖過了美國佛教會八月十五日的松壇大法會，故又由沈居士的世界宗教研究院，聘東老人來作短期的研究訪問。他從三藩市到紐約，我正忙著學英文、開會、教禪、講經，當時大覺寺已有十多名美國學生在跟隨我學，我也請東老人和學生們在禪堂裡照了一張團體相，敏智老法師及仁俊法師也在其中。
他老人家見我忙得連睡眠的時間都很少，所以住在大覺寺的數日之中，什麼事都不肯麻煩我，甚至衣服換下了也不敢告訴我，而想自己拿去洗，唯一希望我做的是，每天早上煮一鍋子粥。因為我們大覺寺，雖有一個工人，卻只管一餐中飯，早晚兩餐，住眾各管各的，事實上多數持午。東老人到了，我祇好起得更早一點煮粥，他看了過意不去，竟到浩霖法師的東禪寺去住了一陣，那裡有一位殷金秀芳老居士，原先也是文化館的信徒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又有慷慨好客的浩霖法師陪著他老人家，去費城、華府，參觀了幾天，要比住在大覺寺暢快多了。
他這次來美訪問，雖然是我們美佛會請的，我卻僅僅陪他到長島的世界宗教研究院，順便被沈居士夫婦帶到菩提精舍，小住兩晚，並由我的禪班學生阿楞卡女士駛車，與仁俊法師陪同他老人家，在紐約市內轉了一圈，在市立中央公園小憩之外，就沒有時間再陪他了。
實際上比起在東京求學時代我更忙，那時僅做學生，此時則既做學生，又做老師。當時我已決定為東老人辦理來美長住的手續，心想來日方長，承事盡孝，不急在一時。如今想來，那是我的最大損失！然而東老人見我如此精進奮發，既心疼我的體質單薄，又欣喜我的努力不懈，最使他欣慰的是，已有美國青年男女學生，把他認作師公了。
因此，他向正在紐約弘化的敏智、仁俊、浩霖等諸法師聲言：「這次我來美國的主要目的，是要了卻一椿心事，把文化館交給聖嚴，我寫一份書面聲明，請你們諸公簽名作證。」他也的確寫了，交給我看，我說：「臺灣的事在美國辦，法律上恐怕未必有效。而且我也無法在近幾年內返國照顧文化館。」他則肅容相告：「文化館的住眾，鑑心和錠心等，侍我二十多年，應給他們妥善照應。你也不必嫌文化館窮，我留下的一點，作為你發展弘化事業的酵頭，總是夠了的。」我說：「請你老人家放心，祇要我一天有飯吃，我便會設法照顧文化館的住眾。至於文化館的窮或不窮，無關弘旨。」聽我說完這話，他很高興，把那張寫好的書面文字撕掉了：「聖嚴，有你這句話，我可以安心了。不過，你別不知自己的年齡，再過二十年，你也將和我一樣是七十歲的人了。」他有很多抱負，但他未能實現，所以指望我能把握生命，不要浪費光陰，當做該做的，趕快要做。
全是東老人的功德
以往，東老人總把我當作有望而未必有能成功大業的人，因我始終不離修學崗位，從未做過獨當一面的事，這次他到紐約之後，對我，完全改觀，至少他看出我是積極、沉著、把握原則而又不傲視自滿的人。其實，我所把握的原則，便是佛法的原則。我常把一切的因緣，不論好壞，均視為增上助力，把逆緣的阻力，視為考驗的助力，結果，阻力也就真的成了助力。
我的一生，固然也得到不少順緣，大多則是逆境。相信我的業力很大，報障重重，多遇一分障，即多消一分業，能消業，便是助緣。曾有人為我抱不平：「師父有錢，何以不接濟正在修學中的徒弟？」我則告訴他們：「不可如此說，弟子應盡供養師父之責，師父度我出家，已是無上恩德。祇有弟子欠師父的，沒有師父欠弟子的。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，佛門豈有不是的師父！」
我對師父作如此想，對道友作如此想，對信施檀越作如此想，甚至對我的弟子亦作如此想。所以在六十五年，東老人代我收的徒弟果如，寫信來訴苦，說師公老人，苦逼他太甚，使他無法忍受，尤其果如有病，東老人也不給他治療費，故頗有退心。我當時回信勸他，並說明東老人對我亦是如此，此即是他老人家教育子孫的一種好方法。
我說我的這一點成就，可說全是東老人的功德。他要我多做事，使我學會了做事的原則，而且事無論細巨，均願親自來做，所以端不起做大法師或大和尚的架子。他要我當好自己個人的家，所以我學會了不向任何人借錢，但卻每每都在絕處逢生，未被金錢困住。我想做的事想達到的目的，也都一一完成。
養蜂式的教育
東老人養育徒弟徒孫，是用的養蜂方法，不是用養金絲雀的方法。養蜂是使蜂子自行去採花粉釀蜜以利人食，養金絲雀則供給食料而使金絲雀失去向自然界尋生活的能力。可見養蜂方法是何等可取了。東老人要我們自行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，在實在必要時，他也會伸出急救的手來，正像蜂子在其能力所飛達的範圍內無有花粉可採之際，蜂農便帶著蜂箱，遠適他鄉有花之地。
東老人的觀念是接受布施與布施給人，都是結緣，以培植自己的緣來解決自己的問題，是最可靠，也最親切的，老一代有其因緣，小的一代亦必有其因緣。訓練我們培養自己的善緣，亦正是訓練我們了解善緣之可貴，助緣之不易。
故從片面看，東老人被視為刻薄和吝嗇，從深一層看，我能因其如此而不埋怨他，反而由於如此而感恩不已，豈能說他是刻薄和吝嗇，何況在諸已故的近世長老之中，能把身後事交代得清清楚楚的，尚無一人出東老人之右者。為佛教教育文化及慈善事業而省吃儉用終其一生的，也僅東老人一人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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